席文举宿命北大富翁游戏上:是壮心不已还是苦衷
本文摘要:59岁的老人北上创业,是"烈士暮年壮心不已"?还是另有苦衷? 在2002年5月,"都市报之父"席文举年届59岁之时,接受辽宁省省长薄熙来的邀请,北上沈阳,出任了《辽宁经济日报》总编辑。与何华章最后荣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同,席文举的出走,被普遍看成是

 59岁的老人北上创业,是"烈士暮年壮心不已"?还是另有苦衷?  

  在2002年5月,"都市报之父"席文举年届59岁之时,接受辽宁省省长薄熙来的邀请,北上沈阳,出任了《辽宁经济日报》总编辑。与何华章最后荣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不同,席文举的出走,被普遍看成是中国报业英才悲剧的一个典型缩影。为什么席文举会在年届花甲之时北上?关于他的出走,在成都报业乃至全国传媒界中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。难道真的是所谓"烈士暮年壮心不已"?还是另有不得已的苦衷?笔者对各方面对席文举的出走讨论进行了归纳。  

  对竞争对手心太软?  

  对竞争对手心太软。更多的人认为,这是席文举在跟《成都商报》的竞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。1997年,当《华西都市报》在超越《成都晚报》取得市场领先地位时,独霸市场,维持自己的领先地位,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设法抬高市场门槛,提高竞争对手如《成都商报》、《成都晚报》和后来改版的《蜀报》、《商务早报》、《四川青年报》等进入市场动作的风险及成本。在不能明显提高报纸本身品质的情况下,可以采取疯狂扩版、甚至价格战的方式,让后来者及竞争对手处于若跟进赔不起,不跟进打不开市场的两难境地。但《华西都市报》当时没有选择抬高市场门槛的做法,所以当其从内容到发行一整套的办报精髓被《成都商报》克隆之后,其优势就已经荡然无存。  

  笔者认为,上述观点虽然不无道理,但是并没有切中实质问题。因为一家报纸要擅自扩版,将会受到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的理麻。据传蜀报总编辑、有"大侠"美名的龚某人就是因为不听招呼,强行出版100版蜀报特刊而中箭落马。主管部门的目的是制止恶性竞争,"让大家都有碗饭吃"。因为报纸都是国有资产,"手心手背是肉",让谁死都不是个事。同时,席文举当时的想法是,报业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,前景广阔但也很脆弱,不同的媒体承受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共同压力,大家共同努力来把蛋糕做大,达到共同繁荣才是目的。  

  管理理论的衰竭  

  1995年,席文举实行他的"敲门发行学"、"人文管理"、"办市民生活报"等等法宝,用集中、大规模的方式,扩大市场,使《华西都市报》仅用了两年,发行量就突破50万份,超过《成都晚报》成为西部地区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?广告收入达到9000万元。被誉为中国报业一匹黑马,一度成为全国都市报学习的榜样。席文举也因此成为中国都市报学会首任会长。但是"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",成都报业战火一经点燃,就不可能停息。1998年12月,《成都商报》援引央视调查中心针对该报在读者中所作的调查得出的"西南第一、四川第一、成都第一"结论在头版大肆自我宣传。此举受到《华西都市报》质疑和讥讽。双方在各自的头版上公开宣战,大打出手。尽管最终此事受到主管部门的强力弹压后悄然收场,但竞争之激烈已可见一斑。1998年、1999年,《蜀报》、《商务早报》、《天府早报》、《四川青年报》纷纷涌入,成都报业趋同化竞争进入白热化时代:报纸新闻的风格定位、版面设置、读者圈定乃至新闻操作和广告模式都逐渐趋同,最终导致七报一面。这其间《成都商报》的"追踪潲水油"报道、《蜀报》的揭开"毒血旺"加工黑幕报道都是颇为成功的。  

  面对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,席文举开出了一个"迈向主流媒体"的处方。1998年3月,《华西都市报》旗帜鲜明地提出"迈向主流媒体"的理论观点,并全面付诸办报实践。强化时政报道的力度,加大财经新闻的版面投入,压缩社会新闻的版面空间,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软新闻主打向软硬兼备过渡,杜绝商业化炒作对报道的影响,多做建设性报道,坚决淘汰一批完成历史使命的版面,把更多的空间挪腾出来关注热点,实现了办报的可持续发展。此后,席文举又提出"向整合型媒体跨跃"的第三次理论创新。2000年5月,《华西都市报》就开始以自身的舆论力量整合社会资源,为社会发展助推一把力。这其中比较成功的有"碧峰峡模式"、"打造川菜王国"等对地方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的建设性报道。  

  靠"市民气质"而发家的《华西都市报》,能够及时、主动地对报业发展进行总结,对自身的生存寻找出路,这是无庸置疑的。但是,为何被席文举总结为"人文管理"的《成都商报》还是后来居上呢?所以,这不会只是管理论衰竭的问题。  

  体制的悲剧?  

  体制的悲剧决定了个人的悲剧。这是笔者个人的观点,我认为这才是席文举个人悲剧的症结所在。  

  当竞争对手《成都商报》很快学习了《华西都市报》的管理方式和新闻思路以后,《华西都市报》相比之下在体制不够灵活的劣势反倒凸现出来。在这种情势下的竞争,谁优谁劣,就已一目了然。  

  一是在利益分配上处于不利地位。《华西都市报》与其母体《四川日报》报业集团按三七开分享税后广告收入,《华西都市报》所占三成,包括采编费用、员工薪水、福利等日常开支,而报纸经营成本中的重头印刷费用则由报业集团承担。这种经营模式的好处是《华西都市报》的市场压力较轻,报社本身负担也小,在很短的时间就走向成功。但《华西都市报》发展到一定程度后,自身利益增长空间并不大,报社也无足够的资金积累,无力进行规模扩张等。病症体现为:其一如席文举所感慨那样,竞争对手可以很自然地挖走报社培养出的优秀人才。席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座谈会上曾透露,他的几大骨干几年来相继流失,华西快成了全国报业的"黄埔军校"了;其二则是后于它崛起的主要竞争对手《成都商报》在取得本土优势后,在昆明参与经营《云南信息报》、在天津参与经营《天津青年报》,在甘肃经营《西部商报》,扩张势头甚为猛烈,而不乏优秀人才的华西却未能有大举措;其三是当《成都商报》通过收购四川电器从而成功借壳上市后,《华西都市报》则只有羡慕的份。  

  第二,在用人上受到制约。《成都商报》和《华西都市报》都面临着人才流失和人事任免的问题。但同样是建报时立下汗马功劳的一批功勋记者,在《成都商报》,一部分人可以升到副总,甚至升到所属的博瑞广告公司、激动网、博瑞房产公司、博瑞传播的老总而独当一面,这样的人员合理流动、提升,既为报纸的良性循环、发展壮大提供了充足的骨干和完善的机制,又为不断涌入的新鲜血液准备了足够的锻炼、成长机会,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才的流失。而《华西都市报》的一批元老则最多只能干到主任一职。因为《华西都市报》的总编辑、副总编辑都只能由有《四川日报》正式编制的人担任。这使一大批员工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。不少人最后不得不远走异地,比如到昆明《生活新报》、到《潇湘晨报》、到《东南快报》……留下来的人也不免怨声载道,既伤了士气,又败坏了队伍的战斗力。而这些又是席文举本人所无能为力的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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